吃茶是一件“雅事”，但這雅事的持權者，是屬于“山人”“名士”者流。所以往古以來，談論這件事最起勁。而又可考的，多屬此輩。若夫鄉(xiāng)曲小子，販夫走卒，即使在疲乏之余，也要跑進小茶館去喝點茶，那只是休息與解渴，說不上“品”，也說不上“雅”的。至于采茶人，根本上就談不上有好茶可喝，能以留下一些“茶末”“茶梗”，來供自己和親鄰們享受，已經不是茶區(qū)里的“凡人”了。

　　然而山人名士，不僅要吃好茶還要寫吃茶的詩，很精致的刻“吃茶文學”的集子。陸羽《茶經》以店，我們有的是講吃茶的書。曾經看到一部明刻的《茶集》收了唐以后的吃茶的文與詩，書前還刻了唐伯虎的兩頁《煮泉圖》，以及當時許多文壇名人的題詞。吃茶還需要好的泉水，從這《煮泉圖》的題名上，也就可以想到。因此，當的講究吃茶的名士，遙遠地雇了專船去惠山運泉，是時見于典籍，雖然丘長孺為這件事，使“品菜”的人曾經狼狽過一回，鬧了―點把江水當名泉的笑話。

　　鐘伯敬寫過一首《采雨詩》，有小序云：“雨連日夕，忽忽無春，采之瀹(ming)，色香可奪惠泉。其法用白布，方五六尺，系其四角，而石壓其中央，以收四至之水，而置甕中庭受之。避溜者，惡其不潔也。終夕緦緦焉，慮水之不至，則亦不復知有雨之苦矣。以欣代厭，亦居心轉境之一道也。”在無可奈何之中，居然給他想出這樣的方法，采雨以代名泉，為吃茶，其用心之苦，是可以概見了；張宗子坐在閔名子家，不吃他的名茶不去，而只耗去一天，又算得什么呢？

　　還有，所以然愛吃茶，是好有一比的。愛茶的理由，是和“愛佳人”一樣。享樂自己，也是裝點自己。記得西門慶愛上了桂姐，第―次在她家請客的時候，應伯爵看西門那樣的色情狂，在上茶的時候，曾經用首《朝天子》調兒的《茶調》開他玩笑。那詞道：“這細茶的嫩芽，生長在春風下。不揪不采葉兒渣，但煮著顏色大。絕品清奇，難描難畫。口兒里常時呷，醉了時想他，醒來時愛她。原來一簍兒千金價。”拿茶比佳人，正說明了他們對于兩者認識的一致性，雖說其間也相當的有不同的地方。

　　話雖如此，吃茶究竟也有先決的條件，就是生活安定。張大復是―個最會吃茶的人了，在他的全集里筆談里，若果把講吃茶的文章獨立起來，也可以印成一本書。比他研究吃茶更深刻的，也許是沒有吧。可是，當他正在研究吃茶的時候，妻子也竟要來麻煩他，說廚已無米，使他不得不放下吃茶的大事，去找買米煮飯的錢，而發(fā)一頓感嘆。

　　從城隍廟冷攤上買回的―冊日本的殘本《近世從語》，里面寫得是更有趣了。說是：“山僧嗜茶，有樵夫過焉，僧輒茶之。樵夫曰：“茶有何德，而師嗜之甚也？”僧曰：“飲茶有三益，消食一也，除睡二也，寡欲三也”。樵夫曰：“師所謂三益者，皆非小人之利也。夫小人樵蘇以給食，豆粥藜羹，僅以充腹，若嗜消食之物，是未免饑也。明而動，晦而休，晏眠熟寐，徹明不覺。雖南面王之樂莫尚之也。欲嗜除睡之物，是未免勞苦也。

　　人有妻，能與小人共貧窶者，以有同寢之樂也，若嗜寡欲之物，是令妻不能安貧也。夫如此，則三者皆非小人之利也，敢辭。”可見，吃茶也并不是人人能享到的“清福”，除掉那些高官大爵，山人名士的一類。

　　新文人中，談吃茶，寫吃茶文學的，也不乏人。最先有死在“風不知向那一方面吹”的詩人徐志摩等，后有做吃茶文學運動，辦吃茶雜志的孫福熙等，不過，徐詩人“吃茶論”已經成了他全集的佚稿，孫畫家的雜志，也似乎好久不曾繼續(xù)了，留下最好的一群，大概是只有“且到寒齋吃苦茶”的苦茶庵主周作人的一個系統(tǒng)。周作人從《雨天的書》時代(一九二五年)開始作“吃茶”到《看云集》出版(一九三三年)，是還在“吃茶”，不過在《五十自壽》(一九三四年)的時候，他是指定人“吃苦茶”了。吃茶而到吃苦茶，其吃茶程度之高，是可知的，其不得已而吃茶，也是可知的，然而，我們不能不欣羨，不斷的國內外炮火，竟沒有把周作人的茶庵、茶壺，和茶碗打碎呢，特殊階級的生活是多么穩(wěn)定啊。

　　八九年前，芥川龍之介游上海，他曾經那樣的諷刺著九曲橋上的“茶客”；李鴻章時代，外國人也有“看中國人的“吃茶”，就可以看到這個國度無救”的預言。然而現在，即是就知識階級言，不僅有“寄沉痛于苦茶者”，也有厭膩了中國茶，而提倡吃外國茶的呢。這真不能不令人有康南海式的感嘆了：“嗚呼！吾欲無言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