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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，是一個飽受風霜的、從低洼處矗立起來的神話，它的每一次成功與跨越，都標志著無比的生機。中國電影又何嘗不是如此充滿艱辛，在這條道路上，多少導演、演員為了中國電影不惜揮霍自己的青春年華，用自己的信念為中國電影的騰飛“開山鑿石”，使中國電影飛得更遠，更快，更瀟灑――這就是中國電影。
自1913年，鄭正秋、張石川聯合編導了中國第一部故事片《難夫難妻》以來，國產電影便從此揭開了它的序幕，而1930至1931年由明星影片公司攝制、“電影皇后”胡蝶主演的《歌女紅牡丹》則使中國電影進入了有聲時代。
在30年代以前，國產電影由于種種原因，并未在中國電影史上留下重大的影響。而有聲電影的試制成功則揭開了中國電影史上新的一頁，中國進入了有聲故事片創作繁榮的時期。30年代至今，短短六十多年的電影史，卻濃縮了舊社會人民的苦難和反抗，抗日戰爭、國內戰爭的隆隆炮火，新中國成立后的建設和挫折，改革開放后的經濟發展和人性探索。可以說國產電影史就是一部濃縮了的中國近現代史。
1933年至1935年底，中國共產黨地下電影小組在中國左翼文化界總同盟統一領導下，在上海開展了左翼電影運動，并得到了蓬勃的發展，取得了輝煌的成就。明星公司1933年5月出品，由夏衍、程步高編導的《狂流》被認為是第一部”左翼電影”。該片以長江流域大水災為背景，尖銳揭示了農村的階級矛盾和斗爭。這個時期涌現出了一批著名導演如袁牧之、洪深、沈西苓、孫瑜、蔡楚生等，他們通過各自編導的影片為左翼文化運動作出了重要貢獻。他們編導的電影題材寬廣，反映農民斗爭的有《狂流》，蔡楚生導的《漁光曲》反映城市貧民工人狀況的有袁牧之的《馬路天使》，袁牧之和應云衛編導的《桃李劫》描寫婦女悲慘命運的有沈西苓的《船家女》，吳永剛的《神女》沈西苓的《十字頭》、田漢和許幸之的《風云兒女》則述了知識分子的不斷分化。他們通過這些影片揭示了社會的黑暗，也反映了下層人民的反抗和對美好理想的熱烈追求，同時也塑造了多樣化的藝術形象，涌現出了一批著名演員如胡蝶、趙丹、周璇、舒繡文等。也許在人們的印象深處，只有戰場危機四伏，其實不然，只要你見過戰場上扛著攝影機的攝影師就會知道中國電影的開端了。
回首當年的革命年代，中國電影就邁出了輝煌的第一步。那時候的攝影條件恐怕是全世界最差的了：攝影機都是日本鬼子扔下不要的，膠卷也是再生的，機器拍起來根本見著光，電源也時好時壞……可中國的導演們仍然沒有輕言放棄，背著破舊的機器，在紅軍打鬼子的時候為他們拍下了勝利的一幕！他們在硝煙中歡呼，為中國電影的“成就”而歡呼――這便是中國電影的前身。
正是這種執著，感動了海外的導演們，他們的加入，壯大了中國的電影勢力。從那一刻開始，中國的電影已經脫胎換骨、今非昔比。在那時，全中國人民都看上了電影，看上了令他們滿意的電影。但是，中國電影的導演們仍然在努力打造更加完美的電影。他們以無比堅定的信念，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，走向完美，走向世界――這就是中國電影的騰飛！
漁家傲于2003年03月10日在《北京青年報》中寫道這樣一段話：“從電影的商業性角度出發考慮，即將到來的工業革命也許正是中國電影的長遠希望之所在。但是電影畢竟還有作為藝術的另外一種屬性，我們切不可因為強調電影的商業性而忽略了電影的藝術性。提高電影的工業化水平是為了奠定整個電影產業的基礎，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還應該’得隴望蜀’地期盼每年能有幾部足以流傳后世的藝術經典。這也是電影工業不同于其它工業的精神產品特殊屬性與使命。”
如今，中國電影終于站到了國際的前列，終于“大鵬展翅恨天低”了。讓我們共同期盼中國電影的明天充滿光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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